骄阳下的父亲

父亲已去世多年了。但每当烈日炎炎，我躲在树荫下乘凉，或是坐在室内享受着空调吹来的冷风时，脑海里便时常闪现出父亲那古铜色的脊背和在骄阳下辛勤劳作的身影。

骄阳下的父亲，正在青纱帐里劳动。那是生产队的玉米地。玉米长有半人多高，野草长得没过脚脖。天刚刚下过雨，太阳像火球一样挂在天上，把田地烤得热气蒸腾。人钻进玉米地，憋得喘不过气来。父亲蹲在玉米地，把野草一棵一棵地拔掉，把化肥一撮一撮地丢在离玉米根两、三寸远的地方。玉米叶儿像锯齿，把父亲的脸上、手背上、胳膊上、前胸和后背上，拉出道道布鳞。汗水湿透了他的全身，汗碱浸泡着新划出的血道，我想那一定很疼很疼。可父亲像没事似的，双手依旧不停地拔草、施肥，双腿圪蹴着缓慢前行。休息的时候到了，社员们涌向路边的大树下乘凉、喝水，而父亲仍然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把别人拔掉的草，一团一团地抱出来，摊在路边的空地上晒着。收工的时候到了，人们回家吃饭去了，而骄阳下的父亲，用那双长满粗茧的大手，把晒蔫的草编成绳子，捆住那些草，扛在肩上，一步一闪，一步一摇地向村子走去。汗水滴在路面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可他依然坚定地在土路上前行。当时，一斤晒干的青草能卖一分五厘钱，一个秋天下来，父亲卖青草可得到十多元钱。我知道，那是父亲为我们准备的学杂费。

骄阳下的父亲，正在打麦场上收获。他赤裸着上身、手拿一柄木杈，把麦个挑散开来，摊在场上，然后又不停地翻晒。等过了中午，父亲一人拉一个石磙开始碾麦。他低着头，弓着背，绳子把他那宽厚的肩膀勒出一道深沟，汗水把绳子洇湿了一大段。当时的农村，牲口很少，拉犁、拉耙、拉耧等繁重的体力活，都是人代牲口干的。打场是农民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环节。如果不在天气最好的几天把麦子打完，赶上几天连阴雨，麦子发霉长芽，一年的辛劳全都完了。打场的时候，别的家人多、亲戚多，帮忙的人也多。父亲兄弟一人，又无亲戚，我们兄妹又小，顶多能给父亲送来一瓦罐从井里打出来的凉水。骄阳下的父亲，像一头负重的黄牛，独自一人拉着沉重的石磙，在打麦场上一步一步地走，一圈一圈地转，一遍一遍碾着麦子。那“吱扭———吱扭———”的石磙声，一直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才停息下来。然后，父亲用木杈把碾空的麦秸堆在麦场的一角，搭成垛，又用木锹开始扬场，微微的晚风轻轻地吹着，吹走了麦皮，把厚实饱满的麦粒留了下来。

我和弟弟、哥哥用小手张开麻袋，父亲用斗一斗一斗地把麦粒量装进麻袋。

“去年一担三，今年两担一，丰收了。”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父亲那张在骄阳下晒紫的脸，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骄阳下的父亲，正在房顶上铺瓦。这是我家盖的第一座瓦房。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两间半草房。每隔两年，父亲就用麦秸打成扇，用杈把扇卷举到房上，从下到上铺开，再抹上一层泥，旧草房就变成了新的。但当时的农村，姑娘要找婆家，先要问男方家有没有瓦房。瓦房成了一种财富的象征，成了富裕人家的资本，也成了姑娘找婆家的重要选择。记得那是一个秋收后的夜晚，母亲在煤油灯下边纳鞋底边对父亲说：

“××庄那家托人来说，孩子挺不错，就是家没瓦房，等过两年再说吧。我看孩子的婚事又不行了。”

我知道那是说我哥找对象的事。父亲默默地坐着，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几天过后，父亲拉着架子车走了。母亲说是上北山拉沙子、石头子去了。四个月后，父亲回来了，人瘦了一大圈，但他拿出一叠钱对我母亲说：“明年春天盖瓦房。”此后，每天晚上吃完饭，父亲用小手巾包着几个菜团子，到村北地的土坑里打土坯，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第二年四月份，在一阵鞭炮声中，新房架立起来了，接着用土坯垒墙、钉椽、铺苇箔。正准备铺瓦时，工匠们都回家收麦子去了，母亲急得团团转。父亲深思半天，说：“咱自己干吧！”然后全家分了工。母亲做饭，我挑水和泥，弟弟往房上扔瓦，哥哥在房上接瓦、提泥，父亲管铺瓦。骄阳下的父亲蹲在房顶的斜坡上，手握瓦刀，把泥均匀地摊开，把瓦一个一个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扣瓦，是一种技术要求很高的手艺，父亲从来没干过。但他到老木匠张创家请教了几次，居然做得像模像样。天上烈日炎炎，房上的父亲大汗淋漓。十多天后，房全部盖好了。老木匠张创爬上房顶走了一圈，连声夸奖说：“中，满中，铺得不错！”还邀请我父亲和他一块到外村搭帮盖房。